这两天，一篇《北京：有两千万人假装在生活》被刷屏，也有人气不忿，开始吵闹。依我看，都是伪问题，所谓老北京，也不必有什么优越感，所谓新北京，也不必有什么自豪感。本质上，是城市的急剧扩张引发的疏离感和紧迫感。

1949年，北京的人口不到两百万，将近60年过去，已经膨胀到两千万，其实远远不止。加上半常住人口，是2700万，再加上流动人口，肯定超过3000万。这样的人口增长，除了少部分自然增长的因素，主要是机械增长，即外来移民引发的增长基数越来越大，自然增长也越来越多。特大型城市，都是这样的过程，也使得城市病越来越厉害，太大了，太挤了，太忙了，太脏了。这是北京的常态，也是真实的北京。说到底，城市的优势在于聚集，聚集形成平台，平台创造机会，城市越大机会越多。但是代价就是生活费用提升，生活品质下降。这是一个两难选择，神仙也解决不了。最终恐怕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互联网格局，才有解决的希望。

我从3岁到北京，少年时期，城墙城门楼，护城河，瓦蓝的天空，回响的鸽哨，胡同里的吆喝声，隆福寺的小吃，景山少年宫，缓慢的生活节奏，留下了诗情画意。青年时期，骑着自行车，呼啸穿城，是家常便饭。1980年，开始研究北京旅游，考察了727条胡同，看了几万个院子，也和无数的老北京聊过。北京的地方史志，元朝的《析津志》明朝的《宸桓识略》、清朝的《日下旧闻考》，一共36种，我也都读过，那时还想参照《京师坊巷胡同考》，写一本新的考察记。老北京的情结，已经深入到骨子里，但我从来不以为有什么可优越的。很简单，不过是在皇城脚下。民国时期，都城在南京，北京无非是旧京。1949年之后，北京又可以耀武扬威，但是与我等百姓何干？即使是新北京的孩子，也是两类，一类是大院子弟，有独特的文化，完全不懂老北京；一类是胡同子弟，生活艰辛，传统的北京文化也基本丧失。喜欢吃个卤煮火烧，好一口炸酱面，怎么就是北京文化呢？怎么就是北京生活呢？

五十年代的北京，不过是农业社会的回光返照；六十年代的北京，是混乱的政治和动荡的生活；七十年代的北京，大批干部和知青返城，开始艰难的生活经历。八十年代的北京，生机勃勃，出去的，留下的，都觉得希望无穷。九十年代的北京，胡同扫荡，高楼林立，城市急剧扩张。现在的北京，不过是一个大都市而已。

第一，大都市自然会造成强烈的疏离感，岂止北京，全世界所有的大都市都是如此。第二，城市中心寸土寸金，也必然会形成人口的搬迁，原有的居民离开中心地段。这个过程上海比北京还早一步，“中环线以里讲英语，外环线以里讲普通话，外环线以外讲上海话”，是九十年代初的上海说法。第三，在这个基础之上，北京文化必然被拔除，北京生活必然根本变化。第四，越是如此，我们越珍重，越回味，那么，与其感慨甚至愤怒，莫不如努力留下一点老东西。无论是老建筑，还是老民俗，以及老的生活方式。

问题在于，什么叫老？绝大多数北京人都是北漂出身，我等老北京也不过是北漂。即使是1949年的老北京人，也多数是北漂。老北京的雍容大度，老北京的温文尔雅，老北京的有里有面，老北京的文化传承，老北京的生活趣味，这些才是值得珍重的。真正的北京，始终在包容，始终在变化。所以，首先需要建设和强化一门学问，北京学，撰写新的各类北京地方史志。其次，挖掘传统，并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，使之成为活的文化。第三，创造大都市背景下的新北京文化，从年轻人开始，让年轻人领袖。第四，培育新的士大夫文化，从知识分子开始，从琉璃厂开始。第五，强化16800平方公里的大北京，不能局限在四九城。

大势所趋，回到两百万是不可能的，但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另一面就是强化新的首都功能。为此，自然需要降低北京地位，提升首都地位。明清两朝，北京不过是顺天府，受直隶总督管辖。我们曾经颠倒了北京地位，现在无非是再颠倒过来，在这个基础上培育新老结合的北京文化，建立北京新的生活方式，当是正途。

魏小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。